皇帝在封建时代不仅是权力的象征，还享有许多特殊待遇，生前至死后都不同于普通百姓。这种区别体现在各个方面，比如皇帝的名字。在我们提到皇帝时，所使用的名字通常不是其本名，而是根据年号、谥号、庙号等一系列称号中的常用或公认名称来称呼。

并非每位皇帝都有庙号，除了因为授予庙号的条件极其苛刻外，庙号的数量也有限。举个例子，当太庙的名额已经填满时，如何为父亲争取一个庙号成了一个棘手问题。尽管嘉靖皇帝采取了一些特殊手段以达到目标，但最终却给自己的父亲朱高炽带来了不小的麻烦……

在古代社会，皇帝的地位异常崇高，背后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庇护。为了维护这个制度的稳定，社会各个阶层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现有的权力结构，这也使得封建体制得以长期维持。在这样的制度下，皇帝作为所有阶层的顶端，享有许多特权，而名字便是其中之一。

具体来说，皇帝的名字特权体现在三个方面：避讳、不许直呼以及多重称号。避讳制度的典型例子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，百姓不能随便提及“朱”字，连与之谐音的词语也不得说，连猪肉都要改称为“肥肥”。其次，皇帝即位后，无论是亲近的大臣还是生母，都不能直呼其名，必须使用“陛下”或类似尊敬的称呼。而第三个特权就是皇帝的多重称号，历史上对于皇帝的称谓较为复杂，通常会根据年号、谥号和庙号来称呼。

年号是皇帝的基础称号，也是最常见的，像乾隆皇帝的年号便是“乾隆”，这也是他常见的称谓。此外，其他如康熙、雍正等皇帝，年号也常用作称呼。这些年号往往比起较长的谥号更加简便易记。比如乾隆皇帝的谥号“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”便显得既复杂又冗长，因此较少有人用这个全名。

除了年号，皇帝还会有谥号，这是一种对帝王死后行为的评价和称号。谥号最早出现在西周，并逐渐在后代普及，像汉文帝的“文”字便是谥号。它带有明显的评价性质，可以体现一位皇帝生前的德行或作为。比如，周厉王因为性格暴虐，所以他的谥号便是“厉”。谥号通常具有较强的个性化和评价性，但庙号的意义更加深远。

庙号与太庙紧密相关，通常只有在皇帝去世后，依据其生前对国家的贡献，才会被赐予庙号。庙号的历史追溯至商朝，尽管最初并未得到广泛应用，直到汉朝庙号才开始普及，并一直延续至后世。庙号通常更为严谨和慎重，只有在开国立业或者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皇帝才有资格获得。例如，汉高祖、唐高祖等开国皇帝的庙号中常带有“祖”字，而在一些以武功为主的帝王，如汉武帝的庙号则会体现其丰功伟绩，如“世宗孝武皇帝”。

庙号往往一经确定便不会更改，除非极特殊情况。东汉的创立者刘秀曾修订了西汉的庙号，明朝的嘉靖帝则对庙号做出过一次惊人的调整，甚至为自己的父亲朱高炽争取到了庙号。嘉靖的年号“嘉靖”虽然并不显赫，但他在位期间的实际掌权时间却达到了四十五年，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。

嘉靖并非皇室的直系后代，按理说，他不该继承皇位。然而，命运有时会发生奇妙的变化，上一任皇帝、被誉为“风流天子”的朱厚照，在去世时没有留下继承人，这种局面让整个朝廷都陷入了困境。最终，依据《皇明祖训》中的“兄终弟及”原则，嘉靖被推上了皇位。然而，嘉靖心里始终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够正统，为了弥补这一点，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：将父亲朱高炽引入太庙，以此来为自己的皇位正名。

然而，太庙的名额已经满了。太庙的九个位置中，有三个位子是由朱元璋及其家族占据，其他位置则被朱棣、朱英宗等皇帝占据，因此，只剩下一个可以“腾出”的位置，那就是朱高炽所在的位置。为了完成这个计划，嘉靖决定废除朱高炽的庙号，最终将父亲的牌位放入太庙，确立其在皇室中的地位。

这一举动看似巧妙，实际上却意味着嘉靖将自己与父亲的血统认同建立在“兄终弟及”的历史模式上，借此强化了自己皇位的正统性。嘉靖皇帝不仅通过这一步骤实现了自己的心愿，还在无形中提升了朱棣在皇室后代中的地位，从而使自己在治理国家时获得更多支持。

尽管嘉靖的这一举措受到后人不少的非议，但他确实是一个称职的皇帝。在位期间，他关注国家治理，重视科举和人才的运用，并且严禁外戚干政。经济方面，他也通过一系列改革，使得明朝在嘉靖时期达到了一个“中兴”的高峰。无论如何，嘉靖的做法，虽然争议不断，却为他的政治生涯添上了浓重的一笔。